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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蔡炎培在大陆几乎是不为人所知，但是在香港是个非常重要的诗人。
在蔡炎培质言的传统以外，还可见另一种文化的结合。什么文化的结合呢？就香港市民文学，文言白话和粤语，这种语言我们在香港叫做三及第。三及第是什么呢？就是白话文加上了我们粤语的方言，加上了文言文，夹杂起来的文体我们叫做“三及第”。而这诗里面的广东语言并不是为了娱乐，而是有政治指向。这也是一种香港文化人对政治参与的方式，不是采取一种既成的限定意识形态。在那个年代，当然也有很多爱国的左派。但除了爱国左派之外，还有这么一些人，既不完全能够同意共XX走的路线，也更讨厌英XXX当局，他要用一种本土的自己的方式来解构这些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。比如说蔡炎培有这么一首诗，让你觉得很难看得出他的立场。他写1997年，香港的立法局解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他们陆续散去，声言再来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他们是某一天的股票价位，某一天的杜琼斯指数。”这里暗含一种看破政治游戏的戏谑，但又好像带着期许。这种戏谑到了虚无的态度，也是一种很香港的态度，但这个虚无跟我们今天讲的犬儒式的虚无不一样，这个虚无是什么呢？这个虚无是有破坏力的，有颠覆力的，因此是革命的。因此他不相信任何既存的、人家告诉他的教条，他总是怀疑这一切。但怀疑完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冷漠的那种犬儒，而是那种积极的，带着饱满热情去质疑一切建制里面现存的价值观。
“诗人不能老的，诗人一老就完蛋啦。陈敬容有句诗：老去的是时间。我太喜欢。”蔡炎培，这位七十有二的香港诗人，半个世纪以来创作了500多首诗，至今依然在写，“《扶灵小札》大概是我最后的一本诗集”。
除了谈诗，也许更多人愿意谈《蔡炎培情史》。在那本书中，他记载了生命中曾经的八个女子。其中最知名的是亦舒，他倾慕她，还将一首诗用紫色丝带结着送去，可惜亦舒喜欢他最好的朋友——画家蔡浩泉，“没关系，我相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”。影响他最深的该算林燕妮的同学了，“当年我要到台湾读书，她送了一把头发给我，这立即要了我的命”。而他自认与太太的那段情最精彩：“我看到她写了一篇文章《废船》：‘这条船废了，但是你置身其上，仍可听到流水的声音……只要有一滴水，就可以流到中国了。’我读到这篇文章，很感动。那时候我无名无利，只有一个辉煌的传统，支持我继续走诗人的路。”所以，他立即给她写信：“我深爱着你的作品的同时，也深爱着你。”从此成就了一段姻缘。
这样多情的诗人啊，究竟哪一位是他的挚爱？“我是没有挚爱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因为爱情只有美丽，当你投入，那位便是你的挚爱。”徐先生曾说，一切灵的顶峰归于欲，欲的顶峰复归于灵。蔡炎培认为说得很对。不过他觉得恋爱是该把生命的层次提高，所以他比较倾向“灵”。“老实说，这些女性之中，除了第一位和我孩子的母亲，其他根本连手也没碰过。”“我的大半生都只为一个思念而活着。”他说，“你从我的诗可以看出来。Blue Coat（我生命中第二个女子）的一把发，一直贯穿我诗的意象”。
多情自古多寂寞，但是蔡炎培说：我不怕寂寞，是寂寞怕了我。“半个世纪下来，我已在诗里获得释放。”蔡炎培成长于上世纪50年代。那时候香港文风很盛，《星岛日报》曾有一版“学生园地”，“虽说是学生写的，其实已经十分厉害。当中有岑昆南、王无邪、卢因等，我们志同道合，很快汇成一股风气。我是家中的独子，在文学那里找到消除孤独感的法门”。但写诗依然是件寂寞的事，“你做些实务的事，二三十年大抵有成绩，但写诗写了二十年，仍会无人认识。说写诗寂寞，甚至可怕，便在这里”。
做了三十年《明报》副刊编辑，蔡炎培认为诗人是没有特权的。“你有写诗的兴趣，但也有另外的职业，两样事分开。诗是你的事业，但你也要找一个生活的基点，然后慢慢来。”“先学做人，再学做诗人”是蔡炎培的名句。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平常人，写的诗又多来自生活，那些生活形象，那些生活记忆，妙手偶得，便放进诗作。“一生人，如果出到一本诗集已是不简单，诗集中如果有一首可以流传下去，已算挺不错……做不成大诗人，做一个可爱的小诗人，也蛮不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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